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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中再审中东原油“亚洲溢价”

分类: 全球行业动态 / 2018-07-24

  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中东产油国和国际金融机构创造出来的原油“亚洲溢价”,即同一品质原油销往世界各地时,亚洲国家需要支付高于欧美的歧视性原油贸易,又进一步使亚洲国家的经济雪上加霜。目前看,国际原油定价不仅丧失了其一般工业品的定价规则,而且还成了国际利益集团通过特殊操纵机制谋取暴利的工具。
  一、“亚洲溢价”的渊源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OPEC海湾六国根据局势的发展,采取了“禁运”、“100%供给”和“对保持中立国家(如日本)采取减少石油供应量”的三种策略,瓦解了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然而,在石油禁运开始后,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且75%又依赖中东原油的日本,就面临中东供量缩减的局面,而原为日本供油的西方大石油公司此时又优先为美国、西欧供油,又加剧了日本原油供给危机。
  在这一背景下,新上任的日本总理大臣表示,在联合国支持阿拉伯产油国。在11月末又紧急派遣特使赴中东斡旋,向巴勒斯坦提供特殊援助,并同阿拉伯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的经济技术合作,同时愿意以高出欧美的价格购买中东的原油。从此,中东产油国“习惯性”地接受并逐渐规范了这种溢价好处,建立了原油贸易的定价模型和交易机制,即:
  原油离岸价格=目的地基准原油价格±贴水
  全球原油消费市场被划分成了美国、欧洲与亚洲三部分。其中,美国以西得克萨斯油中间价为基准,欧洲则以北海生产的布伦特油价为基准。由于亚洲消费国没有自己原产地原油的期货合约,所以,地理上最接近且最容易操控的迪拜阿曼油价就被中东产油国当作苏伊士运河以东亚洲市场的基准价。也使原油贸易合同的价格条件由形式上的FOB(离岸价),变成与目的地原油市场相关的、实质上的CIF(FOB+运费+保险费)条件,以利于对全球市场的掌控。
  在贴水价格的调整上,尽管因油轮容积的成倍扩大,单位运输成本大幅降低,使运费在整个原油贸易成本中的比重几乎被忽略不计,但消费国缺少原油品质差异的谈判标准和能力,使它成了整个贴水的核心,并进一步演变成了亚洲溢价的主要部分。
  在原油出口合同中,产油国设置了目的地限制和禁止转售格式条款,区隔了全球市场,阻止了在地区间市场的流动,使区域间价格差异得以凝固,并最终形成亚洲溢价机制。而这种歧视亚洲消费者的基准价和贴水被石油资源极度匮乏的日本首先认可并接受。
  随着两次石油危机的远去,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开发节能产品,高耗能产业向外转移,欧美市场对中东原油的依赖程度逐年下降。相反,亚洲市场却在逐年增加。因这种不断增强的依赖性,消费者就更愿意与生产者签订长期合同,而不愿意直接从原油现货市场获得供应,致使出现了对中东原油需求弹性以及对其价格异常的承受能力都在不断增加的态势。
  与上述区隔全球市场格式条款相配套的、也是最严厉的制裁条款就是:对违约的欧美用户立即无条件地终止长期供货合同。饱受20世纪70年代石油禁运之苦的欧美用户即使有赚取中东原油亚洲溢价的意愿,也因缺少与中东原油同质的油去做溢价套利的替代贸易、或炼油厂加工的原油品质相对稳定、或与中东产油国长期合作信用等约束因素限制了他们套利的冲动。而中东产油国却增加了在亚洲市场谋取暴利的机会。亚洲消费者依旧持续、直接与原油生产者签订长期合同,接受他们歧视性的定价模式和承受更高的亚洲溢价。
  二、“亚洲溢价”的演变
  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的统计称,1991年至2002年7月,亚洲溢价平均每桶0.94美元。此后,亚洲溢价开始逐渐扩大,到了2008年12月,亚洲溢价更是出现了剧烈的异动。以沙特2009年1月原油贸易为例,它向亚洲出口的原油离岸价为每桶41.19美元,而同期面向欧洲和美国的出口价分别为37.95美元和33.54美元。与欧洲相比,亚洲原油溢价为3.24美元,与美国相比则达到了每桶7.65美元。而同期,中国从沙特、伊朗分别进口了313.6万吨和211.9万吨原油,占进口总量的44.8%,仅这两笔交易至少比美国多支付近3亿美元的亚洲溢价。可以说,中国和亚洲其他石油消费国为中东产油国渡过金融危机提供了超额补贴。
  从质量上看,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混合油(WTI)和布伦特原油含硫量分别为0.45%和0.31%,API值均为38.7°。但中东原油含硫量和API值平均约为2.12%和31.78°。所以,中东绝大部分原油品质都低于上述两期市交易的原油,并常被欧美环保技术约束强的国家或炼油厂拒之门外。从加工附加价值上看,中东大部分原油的附加价值也均低于上述两期市交易的原油。在开放的自由市场上,其价值和销售价格都应低于上述两期市交易的原油才属正常的经济现象,但它们并不完全符合这种预设前提条件的、理论上的价值规律。
  笔者在用数理统计对迪拜和纽约两市原油价格运行状况研究后认为:产油国和利益集团在近10年间对油价的操控痕迹逐渐明朗,并走向了金融产品化。大体可分为:强势期、调整期和金融定价期三个阶段。
  在强势期(1999年7月-2004年9月),几乎每到采暖季时,纽约期市都会因需求增加而进行一番周期性爆炒。但由于迪拜市场与纽约市场问没有跨市场套利的机制,所以,迪拜油价只要跟随调价上涨,即可获得纽约期市爆炒外溢的涨价好处,谋求到涨价的绝对利益。但当纽约市场油价回落时,拖延与其同步下调,强行确定基准价格谋取亚洲溢价就成了此时最主要的牟利手段。亚洲溢价与纽约油价呈背离的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73),即市场越是低迷,亚洲溢价越大,反之亦然。
  在调整期(2004年9月-2007年5月),由于长期存在的脉动型亚洲溢价,逐渐引起了广大亚洲消费者的不满。2003年11月13日,在泰国曼谷举行了第一届“东盟+3”石油市场沦坛,广泛讨论了亚洲溢价问题。会议同意,东盟+3国家需要采取一致和联合的立场,处理亚洲石油市场问题,包括亚洲溢价、石油供给安全和过分依赖中东原油等问题,并进行东盟+3国家与中东产油国适当的对话。这种消费者集体行动计划多少影响和分化了部分供给者。此信息立刻在迪拜油价上反映出来,使两市油价差逐渐缩小,亚洲溢价甚至出现了负贴水的现象。但不愿失去溢价好处的产油国看到消费者没有实质性的制约手段后,就又重新开始调整了两个市场的价格关系,使亚洲溢价以每个交易日约0.013 5美元/桶的速率递增,再次引起亚洲消费者的不满。为了控制局面,经过3年的谋划,2007年6月1日,迪拜黄金与商品交易所(DME)推出了阿曼原油期货合约及两个非实物交割的期货合约:布伦特一阿曼价差合约和WTI一阿曼价差合约。从此,亚洲油价走上了诡异莫测的金融定价期。
  金融定价期(2007年6月至今)。在迪拜黄金与商品交易所推出原油期货合约之前,2001年6月,高盛、摩根士丹利、BP、道达尔等金融机构和国际石油公司共同出资组成了伦敦ICE(国际交易所),并迅速收购了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PE,又于2005年4月全部实现了电子化交易。2006年2月,在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推出了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在伦敦ICE也相继推出NYMEX的WTI原油期货合约,由此构成了闭合的跨市场套利交易平台。
  为更好地实现对全球油价的操控,2007年5月,伦敦国际交易所上市了中东高硫原油期货。6月1日,纽约商业交易所参股的迪拜黄金与商品交易所也推出了上述三个期货合约,由此推动了中东原油定价机制的金融化,也使在纽约的国际游资可以畅通无阻地在全球石油期货市场上游走,并根据战略需要为亚洲原油定价。
  2006年11月14日,阿曼苏丹国购买了纽约商品交易所和迪拜政府所持有的迪拜黄金与商品交易所相同份额的股份,阿曼被允许以迪拜黄金与商品交易所成交的酸性原油合约日结算价进行原油定价,成为原油官方价。这样,一方面,阿曼政府获得了在本国对原油定价的相对好处,减少了亚洲消费者的诟病;另一方面,也为中东的石油美元找到了新的投资场所,为石油美元创造超额的衍生暴利提供了合法的机会与场所,也满足了美国等国际金融机构操纵油市、追逐全球石油暴利的需要。
  2008年5月27日,迪拜黄金与商品交易所又以现金结算的方式推出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合约和北海布伦特(ICE)原油期货合约。彻底打通了中东原油定价权的国际通道,为原油价格金融化和国际资本游走,以及转移全球通胀压力、洗劫发展中国家财富彻底铺平了道路。
  三、操纵溢价段(2008年12月-2009年3月19日)。
  从微观区段看,2004年9月以后游资开始参与原油定价权的争夺,到了2006年2月又走向了原油期货市场多体系内的资本游走。特别是2006年9月至2007年8月间,定向突击性游走策略逐渐形成。经过数据处理得到三个期货市场间跨市套利对国际油价影响的方差为:F=475.33,大于Ferit=3.01,且纽约与伦敦、纽约与迪拜、伦敦与迪拜三组跨市套利的方差分别为5.7、5.14和5.03,说明此期间纽约与伦敦间的跨市套利对油价影响最大,其次是纽约与迪拜市场。这不仅进一步证实了游资在此期间成功地进行了一轮资本游走的套利,形成了对欧元区石油消费国的拔羊毛效应,而且提升了中东游资操纵溢价的欲望和能力,也为其后金融危机中谋取更大的亚洲溢价奠定了技术基础。
  2009年初,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称,油价每桶下跌1美元,阿拉伯国家的年石油收入就会减少40亿美元以上。在美国次贷危机转变成全球金融危机,又由金融危机演变成全球的经济危机后,不仅全球石油需求下降,而且大量资本也逃离了阿联酋金融市场,使其股市跌幅达到中东各国之首。而科威特主权财富基金在2008年3至12月间也损失了310亿美元。中东各国央行不得不向银行和市场直接注资,并出台各种刺激政策来拯救衰退的经济。
  其实,产油国深知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拯救方式或策略莫过于直接提高油价,从财政税收的源头解决危机。结果,屡试不爽的减产提价策略就又被请了出来,尽管历史上OPEC从来就没有完全实现过减产预设目标,但据称,这次减产完成率仍是历史上最高的一次。即使如此,油价的升幅也不能消除危机带来的损失。于是,通过金融手段在期货市场上操纵油价就成为产油国国家石油公司与游资的共识,并从基准价上创造出了全新的亚洲溢价。
  在此期间,迪拜期市的油价异常坚挺。它们不仅只控制与NYMEX间超常的贴水关系,而且还逆势炒高迪拜油价,即提高了基准油价,又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