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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中再审中东原油“亚洲溢价”

分类: 全球行业动态 / 2018-07-24

  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中东产油国和国际金融机构创造出来的原油“亚洲溢价”,即同一品质原油销往世界各地时,亚洲国家需要支付高于欧美的歧视性原油贸易,又进一步使亚洲国家的经济雪上加霜。目前看,国际原油定价不仅丧失了其一般工业品的定价规则,而且还成了国际利益集团通过特殊操纵机制谋取暴利的工具。
  一、“亚洲溢价”的渊源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OPEC海湾六国根据局势的发展,采取了“禁运”、“100%供给”和“对保持中立国家(如日本)采取减少石油供应量”的三种策略,瓦解了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然而,在石油禁运开始后,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且75%又依赖中东原油的日本,就面临中东供量缩减的局面,而原为日本供油的西方大石油公司此时又优先为美国、西欧供油,又加剧了日本原油供给危机。
  在这一背景下,新上任的日本总理大臣表示,在联合国支持阿拉伯产油国。在11月末又紧急派遣特使赴中东斡旋,向巴勒斯坦提供特殊援助,并同阿拉伯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的经济技术合作,同时愿意以高出欧美的价格购买中东的原油。从此,中东产油国“习惯性”地接受并逐渐规范了这种溢价好处,建立了原油贸易的定价模型和交易机制,即:
  原油离岸价格=目的地基准原油价格±贴水
  全球原油消费市场被划分成了美国、欧洲与亚洲三部分。其中,美国以西得克萨斯油中间价为基准,欧洲则以北海生产的布伦特油价为基准。由于亚洲消费国没有自己原产地原油的期货合约,所以,地理上最接近且最容易操控的迪拜阿曼油价就被中东产油国当作苏伊士运河以东亚洲市场的基准价。也使原油贸易合同的价格条件由形式上的FOB(离岸价),变成与目的地原油市场相关的、实质上的CIF(FOB+运费+保险费)条件,以利于对全球市场的掌控。
  在贴水价格的调整上,尽管因油轮容积的成倍扩大,单位运输成本大幅降低,使运费在整个原油贸易成本中的比重几乎被忽略不计,但消费国缺少原油品质差异的谈判标准和能力,使它成了整个贴水的核心,并进一步演变成了亚洲溢价的主要部分。
  在原油出口合同中,产油国设置了目的地限制和禁止转售格式条款,区隔了全球市场,阻止了在地区间市场的流动,使区域间价格差异得以凝固,并最终形成亚洲溢价机制。而这种歧视亚洲消费者的基准价和贴水被石油资源极度匮乏的日本首先认可并接受。
  随着两次石油危机的远去,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开发节能产品,高耗能产业向外转移,欧美市场对中东原油的依赖程度逐年下降。相反,亚洲市场却在逐年增加。因这种不断增强的依赖性,消费者就更愿意与生产者签订长期合同,而不愿意直接从原油现货市场获得供应,致使出现了对中东原油需求弹性以及对其价格异常的承受能力都在不断增加的态势。
  与上述区隔全球市场格式条款相配套的、也是最严厉的制裁条款就是:对违约的欧美用户立即无条件地终止长期供货合同。饱受20世纪70年代石油禁运之苦的欧美用户即使有赚取中东原油亚洲溢价的意愿,也因缺少与中东原油同质的油去做溢价套利的替代贸易、或炼油厂加工的原油品质相对稳定、或与中东产油国长期合作信用等约束因素限制了他们套利的冲动。而中东产油国却增加了在亚洲市场谋取暴利的机会。亚洲消费者依旧持续、直接与原油生产者签订长期合同,接受他们歧视性的定价模式和承受更高的亚洲溢价。
  二、“亚洲溢价”的演变
  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的统计称,1991年至2002年7月,亚洲溢价平均每桶0.94美元。此后,亚洲溢价开始逐渐扩大,到了2008年12月,亚洲溢价更是出现了剧烈的异动。以沙特2009年1月原油贸易为例,它向亚洲出口的原油离岸价为每桶41.19美元,而同期面向欧洲和美国的出口价分别为37.95美元和33.54美元。与欧洲相比,亚洲原油溢价为3.24美元,与美国相比则达到了每桶7.65美元。而同期,中国从沙特、伊朗分别进口了313.6万吨和211.9万吨原油,占进口总量的44.8%,仅这两笔交易至少比美国多支付近3亿美元的亚洲溢价。可以说,中国和亚洲其他石油消费国为中东产油国渡过金融危机提供了超额补贴。
  从质量上看,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混合油(WTI)和布伦特原油含硫量分别为0.45%和0.31%,API值均为38.7°。但中东原油含硫量和API值平均约为2.12%和31.78°。所以,中东绝大部分原油品质都低于上述两期市交易的原油,并常被欧美环保技术约束强的国家或炼油厂拒之门外。从加工附加价值上看,中东大部分原油的附加价值也均低于上述两期市交易的原油。在开放的自由市场上,其价值和销售价格都应低于上述两期市交易的原油才属正常的经济现象,但它们并不完全符合这种预设前提条件的、理论上的价值规律。
  笔者在用数理统计对迪拜和纽约两市原油价格运行状况研究后认为:产油国和利益集团在近10年间对油价的操控痕迹逐渐明朗,并走向了金融产品化。大体可分为:强势期、调整期和金融定价期三个阶段。
  在强势期(1999年7月-2004年9月),几乎每到采暖季时,纽约期市都会因需求增加而进行一番周期性爆炒。但由于迪拜市场与纽约市场问没有跨市场套利的机制,所以,迪拜油价只要跟随调价上涨,即可获得纽约期市爆炒外溢的涨价好处,谋求到涨价的绝对利益。但当纽约市场油价回落时,拖延与其同步下调,强行确定基准价格谋取亚洲溢价就成了此时最主要的牟利手段。亚洲溢价与纽约油价呈背离的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73),即市场越是低迷,亚洲溢价越大,反之亦然。
  在调整期(2004年9月-2007年5月),由于长期存在的脉动型亚洲溢价,逐渐引起了广大亚洲消费者的不满。2003年11月13日,在泰国曼谷举行了第一届“东盟+3”石油市场沦坛,广泛讨论了亚洲溢价问题。会议同意,东盟+3国家需要采取一致和联合的立场,处理亚洲石油市场问题,包括亚洲溢价、石油供给安全和过分依赖中东原油等问题,并进行东盟+3国家与中东产油国适当的对话。这种消费者集体行动计划多少影响和分化了部分供给者。此信息立刻在迪拜油价上反映出来,使两市油价差逐渐缩小,亚洲溢价甚至出现了负贴水的现象。但不愿失去溢价好处的产油国看到消费者没有实质性的制约手段后,就又重新开始调整了两个市场的价格关系,使亚洲溢价以每个交易日约0.013 5美元/桶的速率递增,再次引起亚洲消费者的不满。为了控制局面,经过3年的谋划,2007年6月1日,迪拜黄金与商品交易所(DME)推出了阿曼原油期货合约及两个非实物交割的期货合约:布伦特一阿曼价差合约和WTI一阿曼价差合约。从此,亚洲油价走上了诡异莫测的金融定价期。
  金融定价期(2007年6月至今)。在迪拜黄金与商品交易所推出原油期货合约之前,2001年6月,高盛、摩根士丹利、BP、道达尔等金融机构和国际石油公司共同出资组成了伦敦ICE(国际交易所),并迅速收购了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PE,又于2005年4月全部实现了电子化交易。2006年2月,在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推出了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在伦敦ICE也相继推出NYMEX的WTI原油期货合约,由此构成了闭合的跨市场套利交易平台。
  为更好地实现对全球油价的操控,2007年5月,伦敦国际交易所上市了中东高硫原油期货。6月1日,纽约商业交易所参股的迪拜黄金与商品交易所也推出了上述三个期货合约,由此推动了中东原油定价机制的金融化,也使在纽约的国际游资可以畅通无阻地在全球石油期货市场上游走,并根据战略需要为亚洲原油定价。
  2006年11月14日,阿曼苏丹国购买了纽约商品交易所和迪拜政府所持有的迪拜黄金与商品交易所相同份额的股份,阿曼被允许以迪拜黄金与商品交易所成交的酸性原油合约日结算价进行原油定价,成为原油官方价。这样,一方面,阿曼政府获得了在本国对原油定价的相对好处,减少了亚洲消费者的诟病;另一方面,也为中东的石油美元找到了新的投资场所,为石油美元创造超额的衍生暴利提供了合法的机会与场所,也满足了美国等国际金融机构操纵油市、追逐全球石油暴利的需要。
  2008年5月27日,迪拜黄金与商品交易所又以现金结算的方式推出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合约和北海布伦特(ICE)原油期货合约。彻底打通了中东原油定价权的国际通道,为原油价格金融化和国际资本游走,以及转移全球通胀压力、洗劫发展中国家财富彻底铺平了道路。
  三、操纵溢价段(2008年12月-2009年3月19日)。
  从微观区段看,2004年9月以后游资开始参与原油定价权的争夺,到了2006年2月又走向了原油期货市场多体系内的资本游走。特别是2006年9月至2007年8月间,定向突击性游走策略逐渐形成。经过数据处理得到三个期货市场间跨市套利对国际油价影响的方差为:F=475.33,大于Ferit=3.01,且纽约与伦敦、纽约与迪拜、伦敦与迪拜三组跨市套利的方差分别为5.7、5.14和5.03,说明此期间纽约与伦敦间的跨市套利对油价影响最大,其次是纽约与迪拜市场。这不仅进一步证实了游资在此期间成功地进行了一轮资本游走的套利,形成了对欧元区石油消费国的拔羊毛效应,而且提升了中东游资操纵溢价的欲望和能力,也为其后金融危机中谋取更大的亚洲溢价奠定了技术基础。
  2009年初,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称,油价每桶下跌1美元,阿拉伯国家的年石油收入就会减少40亿美元以上。在美国次贷危机转变成全球金融危机,又由金融危机演变成全球的经济危机后,不仅全球石油需求下降,而且大量资本也逃离了阿联酋金融市场,使其股市跌幅达到中东各国之首。而科威特主权财富基金在2008年3至12月间也损失了310亿美元。中东各国央行不得不向银行和市场直接注资,并出台各种刺激政策来拯救衰退的经济。
  其实,产油国深知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拯救方式或策略莫过于直接提高油价,从财政税收的源头解决危机。结果,屡试不爽的减产提价策略就又被请了出来,尽管历史上OPEC从来就没有完全实现过减产预设目标,但据称,这次减产完成率仍是历史上最高的一次。即使如此,油价的升幅也不能消除危机带来的损失。于是,通过金融手段在期货市场上操纵油价就成为产油国国家石油公司与游资的共识,并从基准价上创造出了全新的亚洲溢价。
  在此期间,迪拜期市的油价异常坚挺。它们不仅只控制与NYMEX间超常的贴水关系,而且还逆势炒高迪拜油价,即提高了基准油价,又扩大了亚洲溢价,谋取到了危机中的暴利,曾被认为与布伦特原油期货和WTI原油期货竞争的迪拜价格此时露出了它的掠夺本色。据不完全统计,产油国除因减产获得油价上涨的直接收益外,仅操纵价格创造溢价一项,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至少得到了40亿美元的亚洲溢价收入。
  对于金融机构,面对美元流动阻滞,在许多国家陷入深度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低油价和石油美元流人自然成了经济复苏的一根稻草,对美国更是如此。他们分别对纽约、伦敦、迪拜三个期货市场进行跨市套利,从油价暴跌中获得市场间价差的暴利,在确保美国使用低价原油的同时也为中东产油国造出了更多的石油美元。
  对操纵油价段进行方差分析发现,三个期货市场间跨市套利对国际油价影响的方差为:17=4.55,大于Ferit=3.05,且纽约与迪拜、纽约与伦敦、伦敦与迪拜三组跨市套利的方差分别为20.59、14.9和3.03,说明此期间纽约与迪拜间的跨市套利对油价影响最大,其次是纽约与伦敦。与此同时,纽约油价与亚洲溢价间具有高度的负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83)。这进一步证实,纽约油价越低,纽约和迪拜市场的金融资本就越是推高这两个市场间油价的价差,形成更大的亚洲溢价。
  四、后金融危机走向
  自次贷危机演变成金融危机,又殃及到全球实体经济后,美国政府就一直不断地开动印刷机印制美元,有美国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的特别监察长尼尔·巴罗夫斯基在2009年7月20日说,为了提振经济和拯救金融企业,美国支出的救市资金已高达23.7万亿美元。因此,美国的一些金融银行业2009年度才出现了盈利。但阅读其报表可发现:由于美国失业率依然在持续恶化,信用卡和房贷的违约率未能根本性改善,实体经济所见利好又有限,直接导致了传统信贷业务的继续亏损。巨额救市资金此时也只好通过资本市场或资产市场炒作牟利来勉强实现年度微利。
  为了救市,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国家也跟随美国相继进行了竞争性的印钞,它们首先用以拯救本国经济,其次用以消弭美元币值贬损对本国国际竞争力的冲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它们几乎与美国的金融银行机构一样,把相当规模的游资投到资本市场或资产市场,参与对大宗商品价格的炒作。其结果,实体经济缺少流动性,而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暴
  涨,不仅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复苏,同时又有可能将全球经济拖人滞胀的风险中。
  2009年2月底,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称,其执行委员正在对参与2月6日即期WTI原油合约(3月期货)头寸向4月交割合约大规模迁移的美国石油指数基(USO)及其他机构进行调查。由于监管加强,基金净持有量减少,使USO的价格变动立即远离了油价波动,但二者的波形却没有改变。4月16日,美国联邦交易委员会(FTC)依国会授权规范市场,提出禁止石油市场操纵行为,禁止欺诈和欺骗性行为,包括错报石油市场批发数据、试图人为扩大交易量的交易策略。7月8日CFTC表示,该委员会可能会通过限制能源期货交易商所持合约数量的方式来严厉打击原油和天然气市场上的投机行为。7月10日,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表示,金融衍生品过度发展及缺乏有效监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必须加强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欧洲领导者也出台了打击石油市场“投机”的措施,凸显了人们越来越担心由于油价急剧上涨引起全球经济的进一步恶化。
  人们发现,每当美欧政府出台监管新政,油价都会有所回落,但随后就又会上涨,而亚洲溢价却在“严厉”的监管压力下回到相对稳定的正值区间中波动,致使亚洲消费国依然要额外承受被操纵的溢价或称为金融定价租金。
  究其原因,依然还是流动性推升了油价,但亚洲溢价却不会因油价绝对值的升高而自行消散。
  面对全球巨大的流动性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已经到来的通货膨胀,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依旧选择在一段时间内继续维持宽松货币的政策来推动经济复苏,在适当时机实施退出策略抑制通胀。但在如何退出的问题上,伯南克称,在必要时,美联储将有五大工具可以用来撤出当前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具体方式包括:提高美联储储备利率,吸引金融机构将资金存放在美联储;美联储以向金融机构出售债券、商业票据、存储资金以及出售部分长期债权的方式控制资金的流量。但细心观察就可发现,伯南克的五大工具就像美国与俄罗斯签署的战略核武器裁军协定一样。美国单方面将核弹头从发射架上卸下来放到本土封存地,即称之为销毁,一旦需要时又可随时调出使用,使核弹头始终处于可用的状态。因此,伯南克所谓的撤出工具就像是存放着的一枚枚核弹头可以随时被美联储调出冲销、稀释美国债务的封存地。所以,为了救市而放出流动性的国家不会主动自觉注销流动性,贬损本国的国际综合竞争力,因此全球性资源资产价格上升将是货币贬值的必然结果,而亚洲溢价也会随之不断地被垫高其平均基价。
  五、应对策略
  如果说在强势期和调整期中东产油国只是通过贴水部分制造亚洲溢价的话,那么,金融期就是通过金融资本或石油美元恶意炒作,赤裸裸地直接在原油官价或基准价上创造出亚洲溢价。因此,中国应该深入研究金融危机新形势下的亚洲溢价,特别是未来国际原油市场的定价规则、定价方式、定价场所和计价货币等核心问题,以谋求公平、合理、安全的石油供给市场和秩序。
  一是建立中国的原油定价标准。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尽管其整体原油自给率不到30%,但他们依然都将自己原产地的原油作为定价的标准用油或价值的锚定,这就具有了原油品质差异的谈判依据。也就是说,所有进口到岸的原油,其价值必须与本国标准原油进行贴水计算,而不依据出口方提出的原油模型计价。因此,欧美国家规避了产油国创造溢价的风险;此外,他们还通过环保技术的硬约束或立法,提高了酸性原油市场准入的门槛,进一步降低了酸性原油市场的议价能力。
  而在中国,原油自给率为50%,具有天然的议价基础条件。所以,中国应制定中国的原油定价标准,即确定原油品质差异的谈判标准,并选定某实物原油为锚,否则,不会被取消亚洲溢价或中国溢价。中国可以考虑将大庆油田生产的密度为32.2°API的甜油作为中国的交易原油标准(简称大庆标油),构成与所有进口原油品质等贴水因素进行计算的中国原油价值锚定,最大限度地减少原油价值锚定随意浮动而产生的溢价风险。
  二是建立中国的国际原油期货市场。以期货价格作为世界大宗商品定价基准,早已成为世界通行的游戏规则。所以,建立原油期货市场,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争取石油定价权早就成了众多经济学家普遍公推的一个策略,似乎有了原油期货市场就可以消除溢价或可获得公平的贸易利益。众所周知,日本、新加坡、印度早就相继有了其各自的石油期货市场以及相应的原油期货合约,但它们依然没有国际原油定价的话语权,更没有消弭掉“亚洲溢价”。这些期货市场所产生的价格,最多也就是一个小区域消费者的参考,或是NYMEX、ICE市场的价格跟随者。究其原因:一是它们没有本土产原油的期货合约;二是谈不上将本土原油期货合约价作为国际原油贸易的定价依据;三是没有足够量的上游生产者参与套期保值。中国如不跳出邻国原油期货市场体系的范式,这种公推的建议就达不到预期的战略目标。
  欧美市场和亚洲市场对中东原油的依赖程度不同,对中东原油的需求弹性以及对价格的承受能力也不相同。所以,中东原油的重要地位可以使其对欧美和亚洲市场分别定价,并实行价格歧视策略。但如能改变其战略利益,就有可能消除这种溢价。所以,首先考虑开放大庆标油的定价,设计并注册成中国期货市场上的标准仓单,再由中国的期货市场为其定价,使油价的形成过程能真正反映中国石油市场的供求关系,体现国家利益。其次,允许全球的消费者(特别是亚洲邻国)进入中国的石油期货市场进行石油期货、期货期权交易,共同为大庆标油定价。并形成公认的东北亚价格体系。再次,中国需要开放国内的石油中下游市场,有条件地吸引拥有油源并携带原油的公司来华投资,同时允许在华承担社会责任、建有在紧急状态下可供中国政府无条件有偿征用石油商业储备的产油国石油公司进入中国,使它们在战略利益支撑点因投资而改变的情况下,共同参与大庆标油的定价,从而充实其成为国际定价体系。最后,中国所有石油贸易都依合同参照中国原油期货市场的大庆标油价格确定,并逐渐真正地将中国的需求优势变成市场的定价权,实现消费拉动供给的战略目标。
  三是优选原油贸易定价模型和交易机制。中国市场原油贸易的定价模型应为:
  产油国原油离岸价格=大庆标油在中国期货市场结算均价±贴水
  为消除游资炒作对油价的影响,结算价可选取过去5-30天的平均结算价;贴水可根据与大庆标油的品质差异、运距、运价指数、保险费等情况计算;计价货币选用人民币。并充实和完善对期货市场、货币流动的监管体系,由此共同构成中国的原油定价体系。
  四是加速与海湾合作委员会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以正式的国际法条约为基础,形成更为制度化的合作方式,要涉及贸易、服务、投资自由化的一系列问题。并在自由贸易协定中引入专门的能源条款,改善海合会成员能源供给条件。特别是要求海合会国家消除其原油出口目的地限制和地区市场分割机制,从而消除歧视性亚洲溢价的法律根源。如果谈判失效,可考虑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要求产油国政府指令其国家石油公司增加其价格政策的透明度,取消原油销售合同中的“目的地条款”限制等不合理的条款。同时,力争在贸易、服务、投资中全都选用人民币作为交易货币。
  五是增强全面的国际能源合作。随着亚洲石油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亚洲消费国应加强合作与政策的协调,共同建立抗风险机制,消除原有不合理和歧视性的贸易条件。一方面,让中东产油国充分认识到,坚持与亚洲国家双赢互利,不仅完全可以确保中东石油的需求安全,而且会给其国家的石油化工产业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在消费国之间进行资源再配置,增加彼此的互信。如日本消耗LPG的高峰是在冬天,而中国在广州地区的LPG消费高峰是在夏季,中日双方若按不同季节耗能峰值差异,在异地进行LPG球型罐的互换租借,不仅有助于库存的高效利用,有效增加总储能,还可以相对减少硬件设备的投资,降低运营成本。最重要的是可以构建相互间的信任关系,提升与产出国谈判的集体行动内动力。
  六是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恢复公平的市场秩序。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这注定中国将是一个流动性的供应者,且外汇储备还在不断地增加。经济运行越稳健,人民币升值的概率就越大。因此,与中国进行货币互换有利于双方经济的良性发展。对中国来说,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将降低美元体制下汇率波动的风险。对产油国来说,进口中国产品若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和支付相当于给进口方提供了“贸易融资”。而且,在人民币相对美元长期升值的趋势下,产油国若用人民币作为石油交易货币,在中国期货、债券和人民币远期汇率等金融市场以及在中国中下游石油市场进行投资和避险操作,不仅可以获得投资收益,还可以获得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派生财富收益,远比单一使用美元具有更高的收益率。
  中国货币已初步具有了国际储备货币最基本的结算、财富和投资三项基本职能。所以,加速人民币与产油国“非美元化”的货币互换和贸易,进一步完善三项基本职能,不仅中国可获得好处,而且产油国还能获得更多的好处。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教授说,以美元为基础的储备货币体系不利于全球经济,也不利于美国。他表示:“长期以来,全球储备货币体系一直是有问题的。如果一种货币具有高度波动性,那么它就很难成为强大的储备货币。”中东产油国通过互换和石油贸易将人民币作为其一篮子储备货币中的一员,应该是他们最明智的选择之一,对恢复公平的国际石油市场秩序也是极其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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